向秀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为人很有悟性和远见,而尤喜老庄之学。他注解的《庄子》,阐幽析微,发蒙解惑,颇有独到之处,正所谓“发明奇趣,振起玄风,读之者超然心悟,莫不自足一时也”(《晋书》)。据《世说新语》所载,向秀去世时,尚有《秋水》《至乐》两篇的注解工作没有完成,而他的儿子又太年幼,无法绍隆父业,所以他的注本就没有广为流传。后来的郭象是个有才无德的人,趁机将向秀的文字窃为己有,并在此基础上,补充注释了《秋水》《至乐》两篇,又替换了《马蹄》篇,其余文字则只是稍作文句改动,便当成了自己的注本。只是没想到向秀还有另一个副本,后来发现了,才知道向、郭二人的内容是基本一样的。对于这一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,学界历来有所争议,说法不一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即郭注从向注中吸收了非常多的内容。也有学者把能搜集到的注文经过仔细比对后,认为《晋书》所言郭象“述而广之”的说法是相对客观的。

向秀和嵇康、吕安的关系都不错,时不时和嵇康在大树下打铁造件,你一锤我一锤,锤成了知心的铁哥们,又或者和吕安一起在山阳务农,从事田园浇灌的农活,你一勺我一勺,浇出了友谊的小花朵。三人既以此为乐,也以此谋生,堪称患难之交,但彼此间也会进行学术探讨和切磋,有时候也会针锋相对,互相砥砺。比如向秀想注庄子时,嵇康一开始是很不以为然的,而嵇康在写《养生论》后,向秀也曾予以诘难,以致嵇康后来又作了一篇《答难养生论》来反驳。这些诘驳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,但是从中也可看出二人在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异同。例如嵇康向往神仙修道之术,笃信如果导养得理、能尽性命的话,可以至少活到几百岁甚至上千岁;他强调要“慎众险于未兆”(这与《黄帝内经》里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);同时主张“清虚静泰,少私寡欲”,认为名位伤德,应该忽而不营,厚味害性,最好弃而不顾;强调“欲与生不并立,名与身不俱存”,并提出养生“五难”之说。相比之下,向秀则以为几百上千岁的寿命是没有实证的无稽之谈,他认为“人含五行而生,口思五味,目思五色,感而思室,饥而求食,自然之理也”,只不过当节之以礼罢了。换言之,人生而有欲,让欲望得到合理的宣泄,才是自然之理,如果一定要弃情绝欲,那是违反天理人性的,再者,人生如果变得和木石一样,索然寡味,了无欢乐可言,纵然万寿无疆又有何益呢?

客观地说,两人观点皆有可取之处,但在方向上,嵇康偏于理想,甚至有些极端和绝对化,而向秀则更注重现实与融通。在“节制欲望”这一点上,其实二人是相通的。向秀主张对待欲望,要节之以礼,追求富贵,要遵守道义,既不是禁欲,也不是纵欲,而是节欲。嵇康说圣人“虽居君位,飨万国,恬若素士接宾客也。虽建龙旗,服华衮,忽若布衣之在身”,主张的是荣辱如一,“不以荣华肆志,不以隐约趋俗”,他不反对自然的本能欲望,但反对人为的智巧追求,“世之所患,祸之所由,常在于智用,不在于性动”。或者不妨说,嵇康更多是从个体内在的修为来谈的,是釜底抽薪式的,但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,很难一律强求、一蹴而就,而向秀则更多立足于社会与人性的现实来谈,是疏导引流式的,于大众层面更有可行性。所以,向秀在嵇康和吕安遇害之后,能够对现实妥协,愿意应征以保全性命。晋文帝司马昭问他:“你不是素有隐居的志向吗?怎么还是出山了?”向秀说:“以为巢、许狷介之士,未达尧心,岂足多慕。”(《晋书》)认为巢父和许由不懂帝尧的深心,不及他的境界修为而不值得羡慕,恐非向秀的简单敷衍之辞,何尝不是他自身思想的体现。虽然如此,但他内心同样明白现实的难以作为,所以,即便后来升任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,也无心世务,在朝不任职,只图有个容身之所,做做样子,刷个存在感而已。

《思旧赋》是向秀流传下来的唯一一篇赋作,一般认为作于嵇康死后,向秀应征入洛的返程途中。从文中“日薄虞渊,寒冰凄然”“瞻旷野之萧条”等句看,作者游历山阳嵇康故居的时间应在秋冬季的某天日暮时分。山阳离向秀的老家河内怀县(今河南武涉县西南)并不远。在序言中,作者认为嵇康志远而疏,吕安则心旷而放,对二人的被害,迫于当时形势,写得比较隐晦,仅仅用“以事见法”四字带过。作者佩服嵇康的博学多才,对其临终时索琴而弹的那一幕印象尤其深刻。据《晋书》记载,嵇康被押赴刑场时,有太学生三千人为其请愿,要求当局赦免他并让其执教太学,当局没有同意。于是,“康顾视日影,索琴弹之,曰:‘昔袁孝尼尝从吾学《广陵散》,吾每靳固之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’”。嵇康临终之际,从容自若,视死如归,这份淡定超脱的气魄震撼了世人,也让向秀刻骨铭心。唯一让嵇康感到些许遗憾的,是他当日一时的吝惜,以致广陵绝响,后继无人。而向秀重游山阳故居之际,刚好邻舍有人吹起了笛子,嘹亮的声音引发了他无尽的追思,想起从前一起游乐宴饮的情景,而今人去楼空,无限感慨,于是写下了这篇赋文。“山阳闻笛”也从此成为了怀念故友的经典文学意象。

赋文正文并不长,只有156字,通篇以抒情为主,意味隽永。“将命适于远京兮,遂旋反而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,经山阳之旧居。瞻旷野之萧条兮,息余驾乎城隅。践二子之遗迹兮,历穷巷之空庐”,这几句交代的是作者从奉命入洛到返程停驻山阳旧居的整个经过。之后,作者开始触景生情:“叹《黍离》之愍周兮,悲《麦秀》于殷墟。惟古昔以怀今兮,心徘徊以踌躇。栋宇存而弗毁兮,形神逝其焉如。”《黍离》乃《诗经》中的名篇,是周大夫途经故国宗庙宗室时,看到遍地禾黍后,悯怀周室覆亡之作,其中的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。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”已成千古名句。而《麦秀》即先秦古歌《麦秀歌》,是箕子经过殷商废墟时,目睹荒败景象后的感伤之作。两者都是前朝旧臣怀悼故国的作品。向秀之所以借古咏今,是有深意的,因为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被曹丕逼迫退位后,受封为山阳公,山阳是其封地,所以也就具备了前朝的政治象征意义。尤其在魏晋政权更迭之际,于山阳思旧,怀的不仅是亡友,想必还有故国吧。

“昔李斯之受罪兮,叹黄犬而长吟。悼嵇生之永辞兮,顾日影而弹琴。托运遇于领会兮,寄余命于寸阴。听鸣笛之慷慨兮,妙声绝而复寻。停驾言其将迈兮,遂援翰而写心。”李斯当年在刑场向着儿子感叹道:再也不能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兔子了!将死之际,一生闪过,最怀念的还是从前最简单的那些快乐时光。与之相比,嵇康临刑之时,回顾人生,他所留念的是曾给他带来无限寄托和慰藉的琴艺。李、嵇二人所乐,一个是田猎,一个是弹琴,品味和志趣之高下固然立判,人格之差异也于此可见一斑,但此处,更多应该还是对生命现象本身的一种同感观照,而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比拟失当。一句“寄余命于寸阴”看上去有点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味道,倒也说出了作者的真实心态:曾经沧海难为水,人生再无知音,就算我应征出山,也并非因为贪慕世间的荣华富贵,只是基于求生的本能而已。他的这篇赋文,何尝不是向逝去的朋友表明自己的心迹呢?而他也最终用“容迹而已”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

至于被孙登准确预言过命运结局的嵇康是否能认同向秀的做法,就不好说了,毕竟嵇康虽有隽才,但是终归性烈。曾经无话不谈的挚友山涛只是想举荐他代个职,他都能立马翻脸不认人,毅然决然地写了一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来与之划清界限。在文中,嵇康不仅列举了自己有七不堪、二不可等九大毛病,还大骂山涛:你自己喜欢吃臭腐的东西也就罢了,但不要拿死老鼠来恶心我啊!嵇的傲慢和褊狭也可见一斑。但无论如何,他总算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,并且从临终时他对幼子嵇绍交代的一句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”,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对山涛的人品还是有数的。

作者简介:李牧童  字杏邨,湖南浏阳人,毕业于浙江大学。幼承庭训,钟情于古,志道游艺,乐而忘忧。性和善,有棱角,偶诙谐,能自嘲,追求健全之人格与中庸之至道。现任浙江辞赋学会副会长,中国楹联学会辞赋研究院副院长。出版有《扬之水》《兰婷赋》《李牧童辞赋选集》《绍兴赋》等多部诗赋类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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